从盟友到仇敌：以伊如何步步交恶？1948年，以色列宣布在巴勒斯坦地区建国，在阿拉伯国家的反对声中，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。当时，伊朗是继土耳其之后，第二个承认以色列主权国家地位的穆斯林国家。在本-古里安等以色列开国元勋看来，伊朗是以色列的一个“天然盟友”。因为它和土耳其一样，是众多敌视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“隔壁”的一个非阿拉伯国家。共同的地缘利益，让新生的以色列与伊朗巴列维王朝在军事、农业领域深度合作。以色列协助伊朗建立情报网络，伊朗则为以色列给予石油资源亲密关系背后，既有历史情感，也有现实利益。公元前6世纪，波斯帝国居鲁士大帝释放了被巴比伦奴役的犹太人，赞助他们重建圣殿；公元70年，罗马军队攻陷耶路撒冷并摧毁第二圣殿，犹太人被迫分散至世界各地，其中不少就移居在伊朗。据《以色列时报》报道，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前，约有10万犹太人生活在伊朗，即使在今天，伊朗境内仍有8000至15000名犹太人。不仅如此，两国与西方世界关系也都渊源深厚。20世纪初，由于发现了丰富的石油储备，波斯在西方眼里价值大增。1921年，哥萨克师指挥官礼萨汗·巴列维在英国支持下推翻恺加王朝，建立巴列维王朝，并将国名“波斯”改成“伊朗”，意为“雅利安人的土地”。而雅利安人则是欧洲19世纪文献中对印欧语系各族的总称，一度受到欧洲人的热捧。随着伊朗石油源源不断地被探明，巴列维王朝也不断也与西方保持着紧密的关系。然而，好景不长。1951年，伊朗民选首相摩萨台将英国人的石油公司全部收为国有，国王巴列维大权旁落。已从西方霸主宝座跌落的英国，不得不求美国出面帮忙。巴列维重掌大权，石油再次流向西方，伊朗也与以色列一起成为美国在中东的关键盟友。此后将近三十年，特拉维夫和德黑兰间的关系不断十分融洽。今天让伊朗极为忌惮的以色列情报组织摩萨德创建于1949年，从1957年起就与伊朗情报组织萨瓦克(Savak) 建立了工作关系，双方共享情报。两国在五次中东战争中保持默契，伊朗甚至开放领空支持以色列的军事行动。留存至今的“雄猫”战斗机，印证了半个世纪前伊朗和美国曾经的“蜜月”。上世纪70年代，伊朗面临苏联米格-25侦察机的威胁，向美国寻求更先进的战斗机。1976年，美国交付首批当时最先进的战机F-14，伊朗成为除美国外唯一装备F-14的国家。作为在中东的“同盟三角”，伊朗也曾经和以色列联合研制导弹。更加令人难以想象的是，今天让以色列和美国如芒刺在背的伊核问题，始作俑者也恰是他们。核阴云下的博弈：是谁埋下伊核危机的种子？阿克巴尔•埃特马（Akbar Etemad），巴列维时期的“伊朗核计划之父”。1965年，他在瑞士完成反应堆物理学的学业，回到伊朗。当时，德黑兰大学正在美国的帮助下建造一座核反应堆，埃特马立刻得到重用。1967年，美国向伊朗出售一座用于研究的核反应堆，安装在德黑兰核研究中心。1973年的一天，巴列维国王召见埃特马，要求他制定一份启动核计划的总体规划。两周后，埃特马带来一份13页草案，伊朗核计划就这样启动了。巴列维王朝还将数十名学生送到麻省理工学院学习，他们大多成为伊核项目的中坚力量。1977年，以色列与伊朗正式启动代号为“鲜花工程”的项目。这是两国间的多份石油换武器合同之一，旨在研发可能携带核弹头的地对地导弹。不过，“鲜花”很快就“凋谢”了，因为两年后，伊朗爆发了伊斯兰革命。巴列维的亲西方政策激怒了伊朗的保守派，愤怒的人们走上街头，逐渐演变为一场革命运动。1979年1月26日，在伊斯兰革命洪流中，巴列维被迫出走。吊诡的是，此时推行所谓“人权外交”的美国卡特政府，也在巴列维王朝倒台中推了一把。卡特派出时任美国国务卿万斯到巴黎，多次秘密会见霍梅尼团队，并支持他迅速回伊朗掌权上台。这本是美国在其他国家改换利益代言人的常用戏码，不同的是，这一次美国失手了。新政权一上台，便表现出明显的反西方和反以色列立场：将美国称为“大撒旦”，并将以色列称为“小撒旦”，冷战期间的伊美以同盟彻底瓦解。1979年11月人质危机爆发，伊朗开始遭到美国制裁。卡特政府冻结伊朗在美国超过110亿美元的资产，成为伊朗海外资产被冻结的开端。1980年，美伊两国断交。而以色列，在时任伊朗最高领袖霍梅尼看来，不过是西方殖民者安插在中东的工具。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认为，以色列不应当存在，并把消灭以色列作为一项基本国策；伊朗切断了与以色列的所有联系，伊朗公民无法再前往以色列旅行，航班路线也被取消；以色列驻德黑兰大使馆则被改建为巴勒斯坦大使馆。数十年来，伊朗与以色列相互的敌意与日俱增。事实上，作为非阿拉伯国家，伊朗将最牵动阿拉伯民族情绪的巴以问题，作为其融入伊斯兰世界、扩大影响力的抓手。1993年，以色列与巴解组织签署《奥斯陆和平协议》，实现了历史性和解。但伊朗不接受《奥斯陆和平协议》，认为协议是“不公正的、傲慢的，归根结底是荒谬的”，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的谈判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和平。而愤怒的以色列则把伊朗看作是“最危险的敌人”。以伊相互敌对又相互忌惮，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，不断都在为“击倒对方”做准备。冲突持续升级：内塔尼亚胡的军事冒险与地区影响当地时间6月13日，以色列摩萨德罕见公布了一段视频，显示以色列特工在伊朗境内部署精确打击系统，瞄准并摧毁伊朗的防空系统。在此次以伊冲突中，伊朗有多名高级军事指挥官与核科研家被暗杀，震惊世界。而事实上，近年来，摩萨德不断将伊朗相关目标列为首要行动对象。消息人士透露，摩萨德在伊朗安插了多个潜伏小组，主要由反对伊斯兰政权的伊朗人构成，而这些人则拥有大量的走私渠道。2002年以来，美以几十年前种下的伊朗核问题浮出水面，成为伊朗与美以间的关键矛盾。尽管以色列本身已实际拥有核武器，但绝对禁止周边国家拥有核武器。当伊朗重新启动巴列维时期的核计划时，以色列强烈反对，并联合美西方逼迫伊朗弃核。核问题，逐渐成为美以与伊朗战略博弈的主线，时不时地牵动整个中东局势的敏感神经。2007年以来，多名伊朗核科研家遭遇暗杀，伊朗方面认为摩萨德是幕后黑手。穆赫辛·法赫里扎德，伊朗国防部核计划负责人。2020年11月，在提前掌握法赫里扎德日常通勤路线后，摩萨德用一台遥控机枪从停在150米外的无人汽车里开火，暗杀了法赫里扎德。不过，暗杀与破坏虽然能削弱伊朗，却无法根本解决以色列认为的“伊核威胁”。而美国和以色列的高压，反而给了伊朗内部强硬派崛起的机会。“将以色列侵略政权从时间洪流里抹掉！”——伊朗前总统内贾德2005年6月，强硬派内贾德当选伊朗总统。第二年，他就下令全面恢复铀浓缩活动。强硬保守派内贾德是著名的“反美斗士”，坚定推进伊朗的核计划。内贾德时期，伊朗核计划得到突破性开展：掌握了核燃料循环的全部技术；在福尔多山区深处的地下建立核设施，开始铀浓缩活动；开始生产20%丰度的浓缩铀，这是迈向武器级浓缩铀的重要一步。不过，核计划也导致伊朗被西方长期制裁，陷入经济困境，民众生活受到极大影响。在德黑兰南部的贫困社区，孩子们排起长队领取免费的慈善午餐。2017年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，立刻宣布对伊朗实施“最高压力制裁”，包括但不限于禁止伊朗石油出口，制裁伊朗金融组织，把伊朗剔除出SWIFT系统，断绝伊朗对外贸易等。伊朗尽管拥有大量的石油矿产，但在系统性制裁下难以出口，国力日渐衰弱。虽然后来的拜登政府放宽了对伊朗的制裁，但随着特朗普的“二进宫”，美国重启“极限施压”，这让伊朗财政迅速恶化。2024年，伊朗石油出口收入下滑到540亿美元，美国的制裁，让伊朗损失一半的财政收入。要摆脱困境，必须缓和与西方关系，在核能利用与弃核之间找到平衡。上世纪90年代以来，基于这个背景，伊朗政坛逐渐出现了温和、保守两派力量交替执政的“钟摆”效应。2013年，温和派政治人物鲁哈尼继内贾德后当选伊朗总统，并于2015年达成伊核协议。然而，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，第二年就单方面撕毁伊核协议。2021年，保守派的莱希成为伊朗第八任总统。由于美国中东政策的接连失误，伊拉克与阿富汗战争客观上都加强了伊朗的战略地位：地缘上，扩大了从胡塞武装到哈马斯及黎巴嫩真主党的“抵抗轴心”力量；核力量上，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后，伊朗铀浓缩进程骤然加快。这让以色列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感。事实上，以色列曾多次讨论打击伊朗核设施，但是都没有付诸行动：军事上，既担心伊朗的大规模报复，也害怕陈兵数万人于以色列边境的真主党介入；政治上，以色列国内各党派间对直接打击伊朗的效果、必要性意见不一；外交上，美国不愿意为以色列的行动背书。2023年10月，哈马斯对以色列的“阿克萨洪水”行动则成了一个转折点。一年多来，以色列接连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，哈马斯、真主党、叙利亚几近遭遇灭顶之灾，伊朗布局数十年的抵抗轴心几乎土崩瓦解。2024年以色列与伊朗互相袭击对方本土，伊朗军事上的软肋暴露于外。仿佛是突然之间，与伊朗“摊牌”的制约因素都消失了，以色列认为有了一个“天赐良机”。面对内塔尼亚胡军事冒险的成功，以色列反对派也迅速转变立场。冒险发动对伊朗的战争似乎反而巩固了内塔尼亚胡的执政地位。内塔尼亚胡的军事冒险是中东权力格局变化的结果，也在某种程度上给中东带来了巨大的地缘风险。《纽约时报》指出，以伊冲突升级，凸显出中东面临的新现实。当地时间6月16日，卡塔尔、约旦、阿联酋、巴基斯坦等21个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的外交部长发表联合声明，谴责以色列对伊朗的空袭，呼吁缓和地区局势。“人们不禁要问，出色的军事表现是否有清醒的政治愿景来匹配。或者，就像在加沙一样，我们没有一个终局。”——以色列前高级官员 美国以色列政策论坛研究员 尼姆罗德·诺维克